作者：王丹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成员

来源：上海市法学会 2020年2月7日

2月7日凌晨伊始，全网都在悼念一位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英雄——李文亮医生。人们为他的逝去而悲痛，为把他的预警当作“谣言”而愤懑，更为我们因此而错失了有效的防控时机而懊悔。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媒体环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人们有史以来度过的最特别的一个春节。人们常说，健康就是财富前面的那个“1”，没有了这个“1”，后面再多的0都没有意义。这对一个国家同样适用：没有全民健康，就不会有全面小康，健康才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最重要最基本的向往。巨大的代价让我们再次反思：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在这场“战疫”中如此被动？告慰逝者，防控疫情，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疫情防控是一场信息与病毒的赛跑

突发事件有三个显著特点：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很难准确预测：疫情缘何而起？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生？传播路径、规模和影响如何？又会以何种方式收场？尤其是对于新型病毒而言，预测的难度不仅受制于人们主观认知的限度，更受限于自然界生物变异的不确定性。而被这种新型病毒传播的疫情一旦发生，往往会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迅速发现并有效遏制疫情，至关重要的就是及时获取信息。只有信息快速、真实、全面地传播，才有可能科学决断、精准施策、有效防控。可以说，这是一场病毒与信息的赛跑。

在现代信息社会，正常来说，信息的传播速度应该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因为信息的传播遵循“点到面”的传播规律，并不需要现实中的物理接触（包括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等），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一条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多次传播）；而病毒的传播则主要依赖于“点到点”的传播，不仅需要现实中的物理接触，也会由于病毒存活的有限时间而无法二次传播。所以，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在疫情发生的第一刻察觉并传播真实信息，就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病毒传播，防控疫情蔓延。

然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主要在于重要信息没有及时披露而错失了最佳的防控机会。

第一，是否有疫情？关于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社会公众最早是2019年12月下旬从医务工作者的微信群以及网上流出的武汉卫健委的发布的一份紧急通知中得知，武汉出现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并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然而，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的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将依法查处这8名散布谣言者。实际上，根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上发布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发生的病例是在2019年12月1日。也就是说，在新冠病毒传播的一个多月中，由于信息被迟滞或阻碍传播，失去了发现疫情的最佳时期。

第二，能否“人传人”？在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病毒是否会“人传人”是决定传染规模和防疫措施的关键信息。因为如果只是有海鲜市场接触史才会感染上这种病毒的话，那么感染的人群数量会大大降低。实际上，根据《柳叶刀》的文章所称，第1例病例并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截止2020年1月2日发布的41个病例中有34%的人也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就说明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信息无法正常发布，武汉卫健委的通报和武汉市长也声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导致社会获得的信息量严重少于真实状况，也无法为专家预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以至于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考察武汉后得出“人传人”的结论后整个社会才高度关注。而过去的这20多天，病毒就这样伴随着春运大潮奔向四面八方。在这场信息和病毒的赛跑中，病毒大获全胜。

正如英国人穆勒所说，“如果被禁言论是正确的，人们就只剩下接受错误的机会；如果被禁言论是错误的，正确思想就失去了在与错误交锋中验证正确性的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不会因此而止步；封锁信息，不仅没能封锁病毒，最终的后果却是封城。相比较8名“造谣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武汉方面在疫情初始屡次宣称病毒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等判断却让我们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痛代价。压制病毒传播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就是病毒的帮凶。

信息有效传播依赖于“自下而上”

多元畅通的表达

根据谷歌数据的研究，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爆发，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疫情早5-7天。在疾病流行的初期，患者及家属和临床医生所发出的预警往往会引起有关研究、决策部门的重视，可以尽早介入调查，防控疫情扩大。当然，这种“预警”未必是全然准确的，就像此次肺炎疫情初始8名“造谣者”之所以被认定是“造谣”，就是因为他们声称出现了“SARS病例”。如果机械地使用法律，因新冠病毒不是“SARS”，可以简单草率地认定他们传播的是虚假信息。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密切相关、高度相似，临床医生在极短时间中的有限认知并不能构成“妖言惑众”的主观恶意，而且这种“谣言”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社会公众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少去人口密集场所等措施，这对防控病毒传播而言，恰是一件幸事。时至今日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8名散布“谣言”者对新发传染病爆发的预警，这次的疫情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在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财富，执法者不应成为有效信息传播的阻碍者，而应成为社会健康和正义的守护神。

除了患者和临床医生，疾控部门负有重要的疫情发现和为决策提供专业意见的职能。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访谈，在“非典”后重建的传染病监控系统，是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各级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向社会公众正式公布之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们的文章已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原因。

然而，疾控部门的实时监测并不等于传染病信息的及时发布与决策。鉴于传染病的核查和疫情正式公布不仅需要非常专业的研判工作，更是关乎国家公共安全、公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正式发布主体是国家卫健委，以及得到授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健委。但是，这不代表疾控中心和地方政府在疫情信息公开上没有责任。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也就是说，湖北省政府应该就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向社会公众发出预警，比如告知病例状况，做好应急预案和相关准备等。对于疾控专家而言，第一关心的应是“预防”，哪怕病毒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不确定是否具有“人传人”的可能性，也要第一时间将疾病信息报告给决策部门，并及时采取相关防控措施。宁愿“预防”是多余的，也要守住疾病防控的底线。

著名的管理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里有一句经典名言：如何辨认一个伟大的组织，“只要看它的坏消息向上传递的速度就可以了”。坏消息并不等于谣言，也不等于负能量，恰恰相反，它有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决策信息。阻断管理和被管理者互信道路的，往往不是职级，而是沟通。疫情信息传播之殇反映了当前治理制度之困：自上而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突发事件后的危机处理中是有效的，但是在预防危机、防范风险上却更应该依赖自下而上信息全面、真实而高效的传播。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快速有效的

信息表达和传播机制

虽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早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料到系统性的风险会以这种方式来临，并且如此来势汹汹，给整个社会带来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危机的爆发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危机的应对及机制的完善，则是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人类敬畏自然。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病毒或细菌就会席卷全球，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从鼠疫、霍乱、流感，到非典、埃博拉病毒、H1N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病毒作斗争是人类的常态。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增加5种新型病毒——如纪录片《流行病》揭示的一样：“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下一次疾病流行只会是时间问题。”导致流行病大规模发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欲望的无度和对自然生态平衡的随意破坏。而在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史上，除了天花，人类从未真正消灭过任何致命病毒。比尔盖茨也曾经说过：“在人类目前所进行的‘病毒游戏’模拟实验中，病毒1分，人类0分。”“人定胜天”的信心必须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科学的基础之上，否则“病毒”永远会成为困扰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魔咒。时至今日，我们也许才真正明白：“law”不止是社会法则，更是自然法则；《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的并不只是动物，更是人类自身。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多元参与，民主协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有关社会治理的要求中增加了“民主协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内容。就疫情防控而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疫情防控“共同体”至关重要。每一名公众都有可能是病毒的发现者，也有可能是携带者、传播者，更可以成为病毒的控制者。当前的疫情防控需要每一名公众增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守住自身和家庭的健康，就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我们今天既需要感恩李文亮医生的勇敢直言，但更需要健全社会公众表达机制，使得社会能够及时获得真实信息，也为专家的专业判断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来源，并迅速做出应对举措。如果说面对公众的信息公开尚需要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话，那么供领导决策的信息必须是全面、真实、客观而及时的，那些被选择性地过滤、屏蔽甚至是删除的信息有可能正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情报。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健全公共卫生预警系统。

从人体而言，战胜病毒最好的武器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作用机理就是迅速识别检测出体内各种病原体等有害物质，并对其入侵进行有效阻击。如果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不仅不能阻碍病原体，还会将正常细胞作为入侵者进行攻击，从而导致身体患病。从全民健康角度而言，一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就是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的职责就是预防疾病发生或者把传染病控制在爆发最早期。而这种功能要想得到切实实现，除了疾控体系自身的完善之外，更需要改进疾控机构在整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功能，增加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意见在政府行政决策中的权重，让决策更科学准确；同时，为了防止决策的滞后性，需要赋予一线医生和疾控部门发布预警信息和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

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1万多人，而且全部集中在西非三个国家。没有大规模传播扩散的原因除了病毒本身的特性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次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农村地区，没有大规模在城市区域传播。而中国21世纪以来发生的两次重大疫情，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都是发生在人口高度集中的中心枢纽城市，在快速传播的新型病毒面前，城市里看似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显得不堪一击。可以预测，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够快速地杀掉上千万人，那么它可能不是宏大的战争和核武器，而有可能是微小的难以用肉眼看到却高度传染的病毒。我们是否准备好了预防下一次大规模疫情的爆发？相比于疫情造成的损失，我们准备的不足才是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认识不到“防控意识比防护工具更重要”，没有将传染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我们头上，那么我们的风险才刚刚开始。